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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李敖:霸道、好斗,却又多情而细腻

时间:2018-03-23 11:01:15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有朝一日,我可能会写一本书,叫《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让大家看到,许多伟人在他光彩的背面,也有许多平庸甚至逃避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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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资料图。中新社发 袁宏伟 摄 文/李文

我的老爸李敖在2018年3月18日因脑癌去世了。由于他疾病中的居住环境需要绝对清洁,进入者需要消毒,我没有守在他身边。

回想起来,我最后一次见他,还是2005年他去北京大学演讲后小聚,而最后一次和老爸聊天,是在2014年。当时他嘱咐我,在大陆维权时要小心点,因为我是小白兔,他是老狐狸,他告人是会“赚钱”的,而我只会赔钱。

这么多年,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处,每周通电话,对他的离去,我没有非常难过。我觉得他没有带着遗憾离开。他此生过得很精彩,是一个传奇,我为他感到高兴。

从慈父到霸道的爸爸

我是被爸爸从外婆那里“抢”回来的。

当时妈妈在纽约读书时生下我,爸爸在台湾牢里,妈妈带我回去,希望能给爸爸看下他的亲生骨肉。但爸爸觉得,妈妈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纽约,还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带着一个小孩子,十分不方便。他还是希望妈妈能够再找一个男人结婚,但不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一起生活。于是,一次我的外婆带我去公园时,我的叔叔趁外婆上厕所时把我抱走了。

从那时起,我和奶奶相依为命,而爸爸承担了抚养我的责任。奶奶有时会带我到狱中探望他。我那时不理解,为什么要经过一个透明窗子和电话筒跟他讲话。终于有一天他在信上解释给我,为什么他跟其他的爸爸不一样:

亲爱的小文:

姥姥说你想来看爸爸,并说妈妈已告诉你爸爸坐牢的事。这三年七个月来,一直没告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太小,现在你渐渐大起来了,可以知道了。

坐牢的原因很复杂,你还不能完全明白,有的人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但有的人坐牢并不是因为做了坏事,甚至有的人是被冤枉的,法律上有一种“冤狱赔偿法”,就是补救这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坐了牢,我们不可以立刻断定他是坏人做了坏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时间才能证明(当然有的是很显明的坏人做坏事,比如吸鸦片烟啦、海盗啦,证明起来很容易)。法国的德雷福斯(Dreyfus)冤狱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证明清白。

很多很卓越的人、很多名人,都坐过牢。现在印度(India)的总理甘地夫人(Mrs. Indira Gandhi)就坐过一年一个月。她的爸爸是尼赫鲁(Nehru这个字h不发音,翻成“赫”音是中国人以前的错误),也做过印度总理,坐过十年半的牢。另一位印度的名人叫“圣雄”甘地(Mohandas K. Gandhi)坐过二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他的太太死在牢里了……

爸爸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

监狱规定每周能写两封信。爸爸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联络,但他每星期一定会写一封给我,还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给他回信。他信里主要是给我讲一些有趣味的小知识,教给我一些英文单词,有时还会夹上他从书上裁下来的有意思的图画。因此,我记忆中的牢里的爸爸,是个温柔、细心而耐心的慈父。虽然我一直认为老爸不适合有家庭和孩子,但一旦成为父亲,他是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来扮演好这个角色的。

但老爸出狱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还记得,他出狱后,第一次开车带我和奶奶出去看房子。当时我们坐在后排,连一点声音也不敢出,可就是开了一下车窗,不知哪里惹到了他,被他骂了。现在想来,可能是监狱里的生活使他精神极度紧张,导致他出狱后有了后遗症。

那时我14岁,是个活泼可爱、被奶奶宠坏的小姑娘。之前由于爸爸不愿我被三民主义洗脑,坚持要我去读美国学校,所以我也是一副美国作派。爸爸虽然不让我读三民主义,出狱后却开始逼着我读唐诗三百首,还像所有中国父母一样,逼我去学钢琴小提琴。

当时我也很叛逆,对于这个突然出现在生活里的霸道爸爸,难以接受,也不想他干涉我的生活,所以常常跑出去跳舞、找朋友玩儿。终于,有一次,我跑出去玩儿,回家后发现他正在门口等我,抄起一把剪刀把我的头发剪掉了。这件事对我的伤害大,我至今都记得。那之后我们就彻底吵翻了。老爸就说:你去美国读书吧。

从那之后,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老爸出狱后这段时间,也是我们父女唯一共同生活过的时间,大概只有二十天。现在回想,让我去美国住校生活的决定是对的,如果我们一直一起生活,最后会吵得不可开交,搞不好要出人命的。但当时,我觉得整件事很讽刺:你不要我读三民主义,不要我被洗脑,但在家里又是一个霸道家长的作派,对女儿暴力又刻薄。其实说到底,是他对我的期望太高了,因而对我的要求也高,在他坐牢的“精神后遗症”的高压下,我反而会极度反弹。

去美国读书后,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老爸没给我换过尿布、喂过奶,他表达父爱的方式就是用“guilt money”(亏欠费)来补偿他没有照顾我的日子。他负担我的房子,三所美国私立大学的费用,供我读博士,还给我买跑车,这些都不便宜。他也以我为傲。他在电视节目里说过“我女儿从这么一个温和的小姑娘,到现在变成这样厉害的一位美国博士”,还说我比他厉害,“在她这一代的女孩子中,她简直就算得上是个超人”。

我想,作为父亲,他已经尽力了。但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不太适合做丈夫和父亲。

老朋友,好朋友

我和老爸后来成为了朋友,并把这种关系维持了五十几年。老爸再婚后,我也没有去打扰他的新家庭。说实话,有了我和他共同生活的那段记忆,我觉得能和他共同生活二十几年的人都蛮伟大的。

但我们每周都会通电话,或者发传真。上学时,是我问他要学费、生活费,后来,尤其是我决定到北京生活后,主要是交流一些感想。我独立生活后,爸爸依然会每个月给我零用钱,五十几年,从未间断。当然都是些小钱,我会用这个钱帮他去买些做节目需要的书,许多照片中他穿的那件红色夹克,还有他的领带,都是我买的。这些钱也都花在他身上了。

许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母老虎,但其实我和爸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有直言不讳的真性情和一箭封喉的侠义性格。我们又不太一样,爸爸说我是“七岁半”,意思是我太简单,像在鱼缸里的小金鱼,什么都看得真真切切;而他是个可爱的“皇上”,喜欢搞黑色幽默。用老爸的话说,我们不是恶霸,我们是善霸。

所谓“善霸”,就是面对不正确、不公平的现象,绝不妥协。小时候,他就多次告诉我,不要相信老子的“以德报怨”,而相信孔子的“以直报怨”。老爸最初找到的对待社会疮症的办法是——口诛笔伐。这在大众媒体普及的时代会产生一定效果,可还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他转向了走法律途径,变成一个非常好讼的人。

我的选择也是这样。到北京后,遇到种种事情,我没有忍气吞声,而是用法律来维权。这需要智慧、方法、勇气和信心,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如果大家都文明守法,那么就相安无事;如果你不守法在先,那么没人可以封我的嘴巴。

老爸很支持我。他曾在他的电视节目里说:“她把美国人的那套人权观念带进中国大陆,而且很认真地去做,这样类似‘恐怖分子’,抗争到底的坚持,我很赞同。不过,我怀疑她会不会赢。不过,她自愿去挑战,就要付出些代价。”

但他坚持一点,在我打官司的过程中,他绝不会在节目中评论半个字,因为他认为这样是在用舆论来影响法律。可一旦我的官司结束了,他就会发表意见,表示他的支持。他还会给我支招。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建议我去起诉美国驻华大使,理由是我作为美国公民住在北京,住处被断电,玻璃被砸,按照美国标准,居住权已被侵扰,美国驻华大使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我。他甚至建议我给美国的50个参议员每人写一封信,检举驻华大使的失职。他说:你李文只敢闹中国人吗?对美国人照闹。

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很不适应我们这种思维方式,但仔细想想,只有这条路才是正确的。他说:“我并不想打官司。我心里的真正感受是搞个黑手党,你惹了我,我就把你做掉,这多痛快啊!可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家进步,就是要主张法制,就是要相信法律。”

对于这些,我都非常赞同。我的职业是英文教育者、素质和礼仪教育的提倡者。这看起来似乎与打官司的行为有截然相反的属性,但二者是内在统一的。我觉得,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恰恰最是讲理、有素质、文明和礼仪的表现。

丹尼少年

老爸曾经担心我,说太聪明、太强的女人最好不要嫁人。但我最近还是嫁人了。我想对老爸说:你可以放心离开了,不要忘记替我跟奶奶说一声,小文说Hello!

他的离去,我没有非常难过。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和老朋友,但我觉得他没有带着遗憾离开。他此生过得很精彩,是一个传奇,我为他感到高兴。

当然,老爸也有很多缺点以及不为人知的一面。有朝一日,我可能会写一本书,叫《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让大家看到,一个伟人在他光彩的背面,也有平庸甚至逃避的一面。

比如,我出生在美国,回台湾后,由于老爸不喜欢台湾,所以坚决不给我办台湾户口。他任性地把他的喜好强加到我身上。但现在能证明我们是父女关系的,只有老爸的抚养证明和我在曼哈顿的出生证明,台湾有关机构的档案文件中,没有任何能证明我们父女关系的登记资料,导致我现在想拿回台湾身份很麻烦。所以,他去世后还要再经历一个“官司”,是我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的“亲子关系”诉讼,要求法院出具我和老爸的亲子关系证明。

再比如,我14岁从台湾到美国读书,最初是住在我妈妈和继父的家里,这期间有过被继父性骚扰的经历。但爸爸妈妈都选择了隐忍。他们都觉得“家丑不能外扬”,而且事情闹大对妈妈不好。老爸在对待政治、强权上是非常强硬、不妥协的,但面对女儿时,他又回归了中国传统父亲的思维。最后,是我自己30年后在书中披露了这件事。这是我自己的“Me Too”事件。我不用靠别人,自己报了仇。

2014年时,我租住的北京莱蒙湖别墅14处漏水,泡坏了我和老爸的许多古董。我起诉了房东马薇。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里发了一个帖子,标题写成《我院受理李敖女儿为被执行人的仲裁裁决案件》。老爸为此大发怒气,因为这件事和他完全无关,却要扯上他。为了弥补,我立刻在新浪和腾讯开了微博,澄清此事,又投诉三中院对诉讼双方的个人信息差别对待。他们后来道了歉,在此后的报道中删去了爸爸的名字。但我和老爸还是吵了此生最严重的一次架。他的余生没有和再我说过话。这是我最遗憾的事了。

我10岁时,就知道老爸不喜欢婚礼、葬礼、追悼会这些形式。他坐牢时曾在一封信里给我写过爷爷过世时的事情:

爷爷死的时候,爸爸二十岁,讨厌中国丧礼中许多虚伪的风俗,所以来了一次丧礼改革。当时台中一中的老师学生上千人为爷爷送丧,看到爸爸这种作风真看不惯,他们认为爸爸不是“孝子”。但他们以为他们守的是中国传统,其实守的是最坏的一部分,最好的一部分都被他们忘了。像四书中孟子说的那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我自己反省我没错,虽然有千万人反对我、骂我,我也勇往直前,满不在乎),这种好传统,一般落伍的人是不能了解的。爷爷死后十年,爸爸费了许多力气,把爷爷写的一部《中国文学史》稿本整理出来,印成漂亮的两本书纪念。而那些当年指责爸爸的“孝子”们,却没看见他们为他们的爸爸做了些什么。

所以,他提出不举办告别会,我一点也不奇怪。遵照他的遗嘱,他的器官会全部捐给台大医院。之后,我希望老爸的骨灰能放置在阳明山的公墓,因为奶奶和爷爷的骨灰也安放在那里。

他离世后,每天都有他的粉丝在我的微博和脸书上留言。这些留言让我很感动。老爸知道有如此多的人怀念他,也会感动的,因为他的本性是那样一个多情、温柔而情感细腻的人。

我觉得,坐牢坐太久,对爸爸后来的性格和为人处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心理阴影。斗争成了他的一种人格,一旦有人批评他,他便会立即产生极端的反抗。这可能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保护,毕竟他年轻时曾受到过那样的重创,出狱后,也没有经历过心理疏解和治疗。这种影响他本人可能意识不到,但我会看到,他会把很多仇恨记在心里,二三十年也不会丢下,甚至变成了“怀念”,这是很不妥当的,对他自己更是一种持续的伤害。好在,这些伤害都不会继续了。

我也像爸爸帮助爷爷出版遗作一样,帮助老爸完成《李敖大全集》英文版的出版。他的《北京法源寺》曾拿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台湾局面太小,局限了他的才华。我会请我在哥伦比亚大的同学和校友帮忙翻译,希望他的作品能在国际上继续发光。

他生前最喜欢的歌曲是爱尔兰民歌Danny Boy。这首歌曲调缠绵凄凉,歌词温婉,是一首挽歌,也正符合老爸的本性。1981年他入狱前,曾译了一半,1982年出狱后,又把后半部分译成。就让我们用他的译本来为他送别吧——

哦,丹尼少年,

当风笛呼唤,幽谷成排,

当夏日已尽,玫瑰难怀。

你,你天涯远引,

而我,我在此长埋。

当草原尽夏,

当雪地全白。

任晴空万里,

任四处阴霾。

哦,丹尼少年,

我如此爱你,等你徘徊。

哦,说你爱我,你将前来,

纵逝者如斯,

死者初裁。

谢皇天后土,

在荒坟冢上,

请把我找到,找到,

寻我遗骸。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1期)

标签: 好斗 李敖 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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