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头台国王”珍藏重现

安德烈·曼特格纳，《凯撒的胜利》，1484-1492。展览中最壮观的展厅由安德烈·曼特格纳(Andrea Mantegna)的《凯撒的胜利》(The Triumphs of Caesar)作主导，这九幅大方形的画布共同展现了古罗马的富饶、野蛮、壮观和残酷。在其中一个画面中，一位士兵悲伤地看向观众，而他的身后是那些在胜利中被高高举起的亡者的盔甲;另一幅画面呈现了俘虏们在被奴役的道路上跋涉前行。在一座山上，一座被毁的城市表明，罗马也将倒塌，其所有的严酷力量都是短暂的。查理一世被处死后，他的藏品曾一度被新联邦出售。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这些出售的藏品大多数又被皇家重新购买，至今仍归女王所有，曼特格纳的《凯撒的胜利》这一作品就曾历经过这般辗转。通常，这些美术藏品被挂在汉普顿宫旁的一处花园里，而在本次展览中，它们被陈设在一个宽敞的空间里，拥有合适的观赏高度和灯光效果，由此观众就可以四处走动，尽兴观赏这些画作的整体和局部。

罗马人，阿佛洛狄忒 (《蹲伏的维纳斯》)，2世纪。在看展的过程中，不免伴随有惊叹和困惑的心境，此消彼长。此展览也展出了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天才丢勒(Albrecht Dürer)的杰作，该作品比他在其他国家美术馆展出的画作都好;还有威尼斯的文艺复兴大师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作品——一幅烟雾朦胧的杰作。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些作品，不禁也好奇他们通常挂在哪里?——私人宫殿?还是在肯辛顿宫或汉普顿宫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当我看到与曼特尼亚的杰作置于同一房间的罗马皇帝的大理石半身像时，我发现自己也仿佛变得更加具有革命性。它们都是公元1到2世纪的古罗马雕塑，目前均属英国女王所有，也收藏于汉普顿宫，曾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

提香·韦切利奥，《侯爵的训示》，1540-1541。这次展览的魅力在于揭示了欧洲艺术在其历史关键时刻的发展。查理一世收藏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同时也雇佣了由鲁本斯和范·戴克所主导的一些同时代人进行创作，他们重新诠释了新的艺术风格，即巴洛克风格。当观众身处一个连贯的空间，从曼特格纳的《凯撒的胜利》看到鲁本斯的《战争与和平》，仿佛是见证了一段庄严的时刻。鲁本斯的作品展现了人们对战争的愤怒得到遏制，与此相关的是爱和仁慈取得了胜利。这就像是对曼特格纳的战争想象的一种回应，而事实上鲁本斯曾是曼图亚的宫廷画家，并且也非常熟悉曼特格纳的画作。整个展览展出的作品并非都来自现在的皇家收藏，因为国王查理一世的部分杰作也漂流在国外。他收藏的部分优秀作品也已被卢浮宫或普拉多博物馆(Prado)借去，如提香·韦切利奥(Titians)的杰作《Conjugal allegory》，该画描绘了一个柔和而微妙的爱的象征。此外，该展览也并非将国王查理一世所遗失的收藏进行了系统梳理，例如，展览中没有包括达芬奇的《施洗者圣约翰》，也没有包括收藏于卢浮宫的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杰作《圣母之死》。不过，展览展出了从普拉多博物馆借展的提香的画作——《侯爵的训示》，倒是对以上缺憾有所弥补，该作品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片赤褐色天空。

小荷尔拜因，罗伯特·奇斯曼，1533。整体展览似乎在尽量规避参与内战的话题，但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失败，它其实也剥夺了艺术创作的适当语境。譬如，本次展览展出了怀特霍尔宫的瓦茨拉夫·霍拉(Wenceslas Hollar)的一幅可爱的画，但为什么不也包括在1641年，霍拉创作的关于查尔斯的部长斯特拉福德被处决时，那些令人恐惧的、描绘了大量伦敦清教徒的讽刺画呢?本次展览若是能呈现国王和他的国家走向灾难时的全部故事，将会增加其本身的戏剧性。比如，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整个故事流线的悲剧性事实，可以突出一下1649年，当查理一世被带到刑台前所看到的怀特霍尔宫宴会厅的天花板，那是一幅由鲁本斯完成的作品，这幅杰作也是查理一世生前的最后一眼。人们有理由怀疑，国王的唯美主义和对艺术的热爱是否与他对臣民的异化有关?在一个被许多人认为宗教艺术就是崇拜天主教的新教国家，这位国王正在购买宏伟的天主教绘画。

提香，《在以马忤斯的晚餐》。当戴维•卡梅伦担任英国首相时，英国是一个偏保守的地方，那么，这样规模的展览也只能是一种想象。在当下英国的政治形态下这一展览才拥有了面世的机会。然而，在本次展览中，皇家艺术研究院以拥有这些珍贵藏品而感荣幸，并期待着观众报以感激的心境领略这些艺术。最后，我有一个政策性建议，即提倡把这些美好而珍贵的绘画和雕塑作品，放在我们的公共美术馆里，让任何人都可以免费看到它们。正如这个给人以华丽和冲击感并存的展览所证明的那样，这将极大地推动英国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艺术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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